张序熙出生在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。他的父亲是家中独子，他主动邀了一帮热血青年去宁波参加抗日自卫队，后来被收编到国民党军队中，派往第三战区兵站总监部直属第二分站，当了一名少尉排长。

20世纪40年代初，日本鬼子入侵浦江。那年，张序熙10岁，母亲带着他和弟弟妹妹开始逃亡，躲过大山，住过山洞，也投奔过远房亲戚。“父亲得知消息后，趁着来浙江运送军粮的机会，把我们一家子接到了江西。”后来，张序熙的父亲因为生病复员回家，张序熙被留在江西，其父托朋友过年时将他带回浦江。

没过多久，日本鬼子来了江西，张序熙跑去找答应带他回浦江的父亲朋友，却发现对方早就跑了，只剩下他一个人无家可归、举目无亲。后来，张序熙同班同学说服他母亲，带着他一起逃难。就这样，他的流浪生涯开始了。

记者曾在2019年听张序熙讲过那段灰暗又血腥的岁月。“那年雨水很多，田野里一片汪洋，分不清稻田、小河和水塘，经常看见水面上有尸体飘着，都是被日本鬼子杀死的。在一个温泉里，我们想去泡个澡，一进男池就看见六七具赤裸裸的尸体，有的刺在胸前，有的腹部被剖开。那边女池，同样惨不忍睹……”张序熙说，从那时起，他就有了参军保家卫国的强烈想法。

三个月后，张序熙流落到江西抚州。同学母亲把他送到农场里做工，砍柴、挑水、做饭、喂猪、放牛……虽然条件有些艰苦，但总算有了一个安稳的落脚地。“农场里有个识字班，里面有两位老师，负责在夜间教农场的工作人员识字，那是我觉得最幸福的事。”

“我特别珍惜读书的机会，知识改变了我，也武装了我。”在抚州，他认识了比他大7岁的刘正兰，后来被送到石城县第一中心小学读书，小学毕业时拿了全校第一。初中，他进入国立第十九中学，这是所逃难来的学校，没有教室，没有课桌，每人一条小板凳，上晚自修时，6个人一盏煤油灯……那是1945年的秋季，是日本鬼子投降的日子，所以他们就把班级叫做“胜利班”。

1951年7月，朝鲜战争打得激烈，党中央号召知识青年参军，张序熙毫不犹豫报了名。那年他读高二，正在河南洛阳铁道兵团干部学校培训。结业后，他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团政治部秘书处总务科工作。

1952年初，政治部早已过江去了，他们几人随后到达辽宁丹东。“鸭绿江边静悄悄的，一直等到后半夜才叫我们上车，车上装满了麻袋，我只好睡在麻袋上。有一个战友怕车摇动，把腿绑在车绳上，结果半路翻车，还没到战场就牺牲了。”张序熙在生前接受采访时表示，抗美援朝战争不分前后方，随时会遭受敌军轰炸，牺牲随时会有。

为了统计军需、报账等一系列工作，张序熙和战友们必须往返在后方与前线之间。为躲避敌机轰炸，他们一般会选择晚上出发。有一次，他们在回驻地的路上被敌机发现，司机靠山停下，敌机绕了一圈，对车辆扫射了一阵，绕了一圈回来，又扫射了一遍，看看没有动静才飞走。当时，张序熙正躺在车顶上，敌机一走，医生急忙把担架抬来，发现三颗子弹分别射在他头、胸、腰不到3厘米的地方，与死神擦肩而过。

还有一次，张序熙在执行任务时碰到空战，两架飞机一上一下，看不清哪个是志愿军，哪个是敌军，飞机周围冒出一团烟。空战转到列车左侧，他也跟着转位到左侧。刚把头伸出去，就听见右侧“嘣”的一声，回头发现右侧座位被打了个大洞，他伸出手一摸，摸到了一块二指宽的弹片。“要是位置迟移动两秒钟，这块弹片就掉在我的头上，那就‘光荣’了。” 

回忆起自己的入朝经历，张序熙老人说：“我能活着从朝鲜战场上回来已经算是幸运了，那些长眠在朝鲜的志愿军烈士才是真正的英雄。”每每回忆起自己牺牲在朝鲜的战友，老人都会泣不成声，然后呆呆地望着北方出神。他说，这些年他也在关注着抗美援朝烈士回家的消息，希望他们都能魂归故土。

1953年7月，朝鲜停战，张序熙跟着部队来到北京。后来，他服从安排去天津铁路工程学院学习桥隧（桥梁和隧道）专业，毕业后被分配到铁道兵团3师12团，当了一名桥隧技术员。

“那时候桥隧专业的人很少，很多地方只要涉及这一块工作，就会邀请我们团的技术员前去勘测、设计和施工。那些年里，我走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。”张序熙还记得湖南湘黔线的一处工程，7公里的路程要开5个隧道，架设4座桥梁，难度相对较大。当时，他向师里要了一个民工中队，没想到是一支200多人的“娘子军”。

打隧道，女民工怎么行？带队的干部告诉他，在湖南，女的比男的强。在张序熙所写的回忆录《悲欢人生》中记录下当时的场景：因为民工紧张，只能让她们试试看，从扶签、抡锤到埋管、放炮，一点一滴地教她们，没想到学得很快也很好，有一次100多人同时打炮眼，竟然打出了同一个频率的声音：嘿呦—咔嚓—嘿呦—咔嚓……后来，还被当成典型，把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摄制组都吸引了过来。

后来，张序熙还去过江西、重庆、内蒙古等地方参与桥隧勘探、设计工作，为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。1969年，张序熙复员回到浦江，在交管站（交通局）担任民间交通的技术员，负责浦江县域内所有村道、桥梁及隧道的建设工作。“在浦江，所有城乡公路的建设我都曾经参与过，能为家乡发展助力是我复原地方后最高兴的事情。”1990年前后还有很多部门和单位请他帮忙设计图纸或做质量监督工作，直到2000年才真正退休。

“我从21岁参军以来就一直在为人民服务，希望死后也能继续为人民服务。人死后一把火烧掉一文不值，那不是我所希望看到的。”2009年，张序熙便有了捐献器官遗体的想法，只不过因为身体常年不好，器官已经用不了了。

张序熙先把遗体捐献的想法告诉了老伴。“她和我冷战了三天，让我放弃这么荒谬的想法。我又去问儿女，但是他们也不同意，我还问了弟弟，他也说不合适。”起初，全家人都反对，但他一直努力说服他们，没有放弃。

2016年，张序熙生了一场大病，在病床上昏迷不醒好多天，连医生都说希望不大，家人甚至已经开始为他准备后事，但他奇迹般地醒了过来。醒来的第一件事，就嘱咐家人：“我年纪大了，这样的病危状况随时会发生，如果下次没有醒过来，我的遗体一定要捐掉。”

张震宇对他说：“老爸，捐了遗体，别人会说我不孝。”

他告诉儿子：“孝的后面还有顺，尊重和顺从老父亲的意愿才是最大的孝行。”

女儿也曾问过他：“遗体捐了以后，清明冬至时，我们以后要怎么纪念你？”老人握着她的手说：“爸爸会给你留一张照片，如果想我就拿出来看看，年节时对着照片点上三炷清香就够了。”

告别仪式上，孙子张骐站在爷爷病床前，深深地鞠了三个躬。“爷爷放心，我会继承你的遗志，把你无私奉献的精神传承下去。”张骐从小在张序熙身边长大，从小便聆听爷爷的教诲，要做一个品德高尚、利国利民的人。去年，张骐瞒着家人也在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官微上进行了捐献登记。他说，他要向爷爷学习，把自己献给国家。

年轻时保家卫国

去世后捐献遗体

张序熙把一生都献给了祖国和人民

老人家一路走好！